如此断言的留梦炎话中回荡着一股怨憎之气，令陈宜中的内心感到了一阵畏缩。留梦炎以“此人”称呼文天祥。这样的称呼本身就透露着明显的恶意。留梦炎的年龄约在五十岁后半。他嘴上的灰色胡子，非常奇妙地不停颤动，纺织出一句又一句的话来。



“我打算向太后进言，推举此人担任使者，前往元军阵地求和。一旦皇上下了命令，他便无法拒绝。”



“这样的任务不太适合宋瑞吧。大吐正论倒也无妨，就怕他分不清状况，开门见山就要求对方撤兵，并且毫不妥协地坚持主张。如此一来，肯定会激怒伯颜等人。”



“这样岂不是更好吗？”



看见留梦炎泛着冷笑之面孔，陈宜中顿时明白了。留梦炎想除掉文天祥，而且完全不弄脏自己的手，因为他打算借元军之手来进行。如果文天祥对元军要求撤兵，致使元军在一怒之下杀了他，对于留梦炎而言，或许是件值得大大庆贺的喜事吧。



陈宜中忽然觉得不太舒服。他对文天祥还不至于怨恨至那样的程度。虽然始终觉得不可能成为朋友，但是文天祥的才能、勇气、以及高洁之操守，却令他萌生敬意。他之所以厌恶文天祥，或许是因为文天祥散发出来之光芒太过于强烈，有如太阳般令人无法直视之缘故吧。



在某种意义上，留梦炎也不是个能够交往之人。陈宜中所踌躇着、无法跨越之鸿沟，他仅以冷笑一现就轻松飞越了。就反对文天祥之意见这点看来，陈宜中算是自己同志，留梦炎对此似乎非常的笃定。这样的情况令陈宜中深感厌恶。不但如此，还有更令人担心之处。留梦炎往往在陈宜中尚未明确地表达出意见之前，就擅自主张做了决定，让陈宜中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他的共谋者。



告别了留梦炎，当家仆执起了马辔在马背上摇摇晃晃之时，陈宜中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物之身影。



刘敞，字声伯，他是陈宜中自无名学生时代一直交往至今的挚友，为“六君子”之一员，两人曾共同参与过政治方面的行动。此时不知是否担任何等官职，实际状况并不清楚。



“找声伯谈谈吧！”



陈宜中喃喃自语。虽然谈过之后不见得就能得到什么明快答案，但是至少可以听听他人之意见为何。在倾听刘声伯意见的同时，或许能够整理出一番自己的想法也未可知。



回到宅邸之后，正当他打算提笔写信给刘声伯而着手磨墨之时，陈宜中的心中忽然涌上了一股莫名恐惧。大宋三百余年之历史倘若让自己划下了句点，该如何是好？后世之史学家，又将会如何批判与嘲笑呢？



磨墨的手停了下来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陈宜中就这么呆坐在书桌之前动也不动。



Ⅲ



绚烂繁华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灭亡之后，中国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之乱世，历史上称之为五代十国。直到公元九七九年，宋朝终于平定乱世，一统天下。距离文天祥和陈宜中之时代，大约是在三百年前左右。



在乱世之际，社会的构造也起了莫大变化。一直到宋代为止，不论在经济或产业方面都有着飞跃般的进展。谷物总生产量已达到五亿石，茶叶也有数千万斤。在如此雄厚的家业背景之下，旷山的开发以及国内外贸易之交流亦随着兴盛了起来。全国各地到外都督有都市产生，而城墙之内即使到了夜间，也大多能够自由通行，人们的生活比起唐代更是自由、富庶。罗盘、火药、印刷术都是世界上最早之发明。虽然边境地带屡次遭到异族之侵犯，但是大体说来国内上下可谓是一片平和，并且发展成世上最大之文明国度，沉浸在繁华富庶之讴歌声中。



直到徽宗在位末年，北方女真族所建立之金国开始兴盛壮大。由于宋在外交上的谬误失败，以致遭受金国全面攻击，江山也因此崩溃。这一切的遽变如同发生在一瞬间，历时极为短暂。位首都开封（东京府）不久之后就已陷落，而刚刚退位的徽宗皇帝和即位不久的钦宗皇帝，也双双被掳到北方的蛮荒之地，幽禁在宛如大地尽头的五国城里，悲惨至死。



为了逃避狂暴的金军马蹄，许多人纷纷渡过长江。钦宗的一个弟弟也在此即位而成为高宗皇帝，并且定都杭州，改名临安府。“南宋”从此开始成立。意欲进一步南下的金军，在长江的流水以及所谓“抗金名将”之开将们的奋勇抵抗之下进击受阻。而高宗皇帝也以对其中长钦宗之见死不救，并用妄加之罪名杀害了主战派岳飞的牺牲，终于得与金国缔结和平盟约。他在巩固自己地位之同时，也开始尽其所能地积极开发国土、发展经济，因此在这方面得到了极大之成就。



杭州临安府成了世上最大之都市，不但如此，其繁华在历经元代亦不见衰退。打从西方边境远道而来的外国人马可波罗，就在当时留下了关于此地繁华盛况之纪录。



人口达到一百五十万之多，港湾中停满了来自海外诸国之船舶，包括了印度、波斯、阿拉伯、暹罗、瓜哇、越南、还有日本。街头上不但看得见红发碧眼的人们四方穿梭，还听得到伊斯兰教及基督教寺院之钏声回响。从外国输入的，大多是各类的辛香料、药材、象牙、犀角、刀剑、以及真珠等等商品。从中国输出的则为绸缎、茶叶、铜钱、书籍等等。在海外贸易之中所取得之利益，让宋朝国库大大地蒙受其惠。



南宋时代，虽然北方之天下为金国所夺，领土只剩下一半而已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由于将生产力低微的地方割舍掉了，结果反倒使得经济效率大为提升。才不过短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，南宋之财力就已经远远凌驾过去的极盛时期。



仅次于杭州的两大都市分别是苏州和泉州。位于杭州东北、距离约二百六十里的苏州，是国内商业及工业中心，同时也是世界第一流的丝绸生产地。



泉州则为海外贸易及海运之中心点，除了有许多来自于海外的商船造访之外，同时也是航向海外之出发港口。数万之外国人居住于此，名为清真寺的壮观回教寺院及摩尼教寺院也陆续建立，到处可见操外国语、身穿洋装，连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大不相同的人群在街上穿梭移动。此地总人口超过五十万人，别名“刺桐城”，这个名称甚至在波斯及阿拉伯都广为人知。



除此之外，广州及成都也都是拥有数十万人口之大都市。在当时，即便是急起直追的欧洲地区，都尚未出现过这种规模的都市存在。



宋金的共存，从一时的例外延续了将近百年之久。正当宋朝日益富庶、歌颂和平之时，金国却急速变了质。由于几乎完全被中国同化，在学术及艺术方面之发展可谓颇有成就，但在军事方面却显著地衰退，以致被北方的新兴势力所压倒。原本分立为数个大小部落、受到金国支配的蒙古高原骑马民族，在强力领袖的领导之下而趋于统一，并且一路南下。金国在连连战败的情况之下，被追击至黄河以南。此时蒙古派遣使者至宋，提议南北夹击的减金之策。知道此事之金国，立刻拼命地向宋方喊话。



“正因有我金国在北方做为后盾抵挡蒙古，宋才得以享尽安泰。如果真要灭我金国，接下来就轮到宋了。宋应与我联手对抗蒙古才是上策。”



这样的论调其实不无道理，因此宋朝之中亦有赞同之人，然而最终的决定仍旧是联蒙古减金。百年之前，金国攻陷开封之后不但极尽残暴地掠夺横行，并且还将徽宗和钦宗皇帝掳至北方蛮荒凌辱至死，这股怨恨一直延续至今。因此眼前绝佳的复仇机会，又岂有放过之道理呢。



公元一二三四年，在南北夹击之下，金国于地狱般之烈火中灭亡了。最后一任皇帝末帝手执长枪，朝蒙古大军突进，并死于乱刀之下。



宋朝陶醉于复仇快感之中仅仅只有一瞬般短暂。与蒙古之间的和平不久便宣告破裂，曾经远征波斯凯旋归来的铁骑压力，开始沉重地向宋袭击而来。



其实在最初的时候，蒙古并没有彻底将宋灭亡之意思，一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后，才展现出明确的意图，大举进兵侵吞南宋国土。



忽必烈汗说难听一点，是个贪得无厌之君主，一心一意只为追求毫无止境的领土扩张以及财富增加而欲罢不能。说好听一点，则是个拥有雄心壮志的皇帝，对于财政和经济寄予深切之关注。大蒙古帝国已经征服了波斯、俄罗斯，支配着这片广大土地上东西贯通之陆上贸易。接着就是征服南宋，将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大商船队、造船技术、以及海外贸易路线压取过来。这么一来，不论是海上陆上，所有的交通、运输、贸易路线就全都落入蒙古的掌握之中，而所有之财富自然是悉数流进忽必烈汗王城所在之大都了。



忽必烈汗与其亲信在构想出这番计划的同时，南宋之命运也为之决定。忽必烈汗的构想并非狂妄者之幻想，亦非纸上谈兵之空论。因为他的确拥有实现这番计划的政战攻略以及军事武力。



面对忽必烈汗这般的强人，宋朝方面又是谁在肩负着这个领导国家之重责大任呢？此人正是贾似道。



贾似道虽出身名门，但是并非正式经由科举而取得功名。只因其姐为世间罕见之美女，受到理宗皇帝的极度宠爱，才得以靠着裙带关系加官进爵。他于三十九岁那年率兵救援鄂州（位于长江中游之要地），击退了北方蜂拥入侵的蒙古大军，因而名声大噪。翌年班师回朝，凯旋回到临安府后，随即被擢升为左丞相，立于权势之顶点。此时为理宗皇帝在位之景定元年（公元一二六○年），而长达十六年之贾似道专权独裁时代，也就此开启。



然而，贾似道大胜蒙古军一事并非事实。当时的蒙古由于皇帝蒙哥猝死，宫廷内部为了继位人选之争夺，而陷入了严惩的纷争之中。身为蒙古军统帅的忽必烈，无心与宋继续交战，决定撤兵返回北方。



得知忽必烈行动的贾似道，于是尾随着撤退之蒙古军，在后方做出形式上的追击，并且向朝廷谎送大胜之捷报。此时，他与忽必烈之间亦结下密约。虽然据说是为了巩固彼此之地位，但是真假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贾似道姑且不论，但忽必烈又是否诚心地将贾似道视为盟友呢？密约的曝光对于贾似道而言，其严惩损失是可想而知的。



贾似道的传记被收录在《宋史·奸臣传》之中。以虚伪功绩而位极群臣，蔑视天子而专横无道，将权力私已化并穷极奢华，以致误国误民终至亡国。从这几点看来，他会遭受非难也是罪有应得。



但是说话回来，贾似道也并非是个全然无能之庸材。他在内政方面之能力堪称极为优秀。曾经下令撤查朝中重臣侵吞公款之事并予以管束，限制宫廷内部宦官之权利，整肃纲纪。在财政上尤其大胆地推动改革，并且在土地、租税、货币等各方面都大有成果。他对于文化与艺术也拥有相当深刻之研究，并热衷地加以保护。



倘若生于和平盛世之中，贾似道或许能得到名相之评价也说不定。只不过他的私心实在太重，奢华之程序也极为过分。



某天夜里，当理宗皇帝站在高楼上向城外眺望之时，于一片沉寂的黑暗之中，看到了一大群灯火闪耀。随侍在皇帝身边的宦官们无不惊惶失措，个个都以为不是火灾，就是敌人来袭，而骚动不已。一见此景，皇帝不由得苦笑地制止了宦官们。



“别慌。那应该是在西湖的方位吧。想必是贾似道正在湖上泛舟设宴吧。你们瞧，连那不知名的曲调都听得一清二楚，不是吗？”



事后宦官们加以调查，实际状况确实如皇帝所猜想的一般。



这样的事情苦是发生在和平盛世，大家很可能一笑置之就让它过去了。遗憾的是，来自于元的侵略日益严重，宋之国基早已受到动摇，正面临着生死存亡之威胁。为了救国救民，贾似道应该做的事情太多了，然而他却只是一味地逃避，不愿正视现实。地处北方防卫据点的襄阳，在元军的包围之下，已经苦撑了五年。在水陆两面连续五年承受着元军猛烈攻击之宋军，其英勇战绩实在令人惊叹不已。这段期间，宋军将领吕文焕曾经数次向临安府请求增援，然而贾似道却故意漠视，从头至尾都没有派过一兵一府到襄阳去。虽然表面上说是为了巩固镇守京师之武力，但亦有说法认为贾似道是因为忌惮吕文焕之威名才这么做。直到弹尽粮绝降服于元军之时，吕文焕最强烈感受到的，并非是战败之懊悔，而是对于贾似道的愤怒与憎恨。



“都是贾似道这奸臣误国！”



当吕文焕的悲恸呐喊，成为朝中大势之时，贾似道也从独裁之地位跌落下来。宋朝将军一一向元投降，并且均以贾似道之专横无道为理由，这点任他再怎么辩驳，都无济于事了。



贾似道将希望寄托于最后一战，岂料开战之前，全军竟四散逃逸，令他再也没有回归临安府的可能。不但如此，被处以流放之刑的贾似道，甚至连流放的目的地都抵达不了。



Ⅳ



郑虎臣实在是无聊得发慌。



他违反敕命，杀害了前丞相贾似道，一向信赖贾似道的谢太后，在得知此事之后大为震怒，并下令将杀害者逮捕归案，处以重刑。



“据说犯人早已逃逸无踪了。”



陈宜中如此回答太后。



“逃掉了就去把他追回来呀。如果无法生擒，就将他杀了，把首级给我取回来。”



“谨遵懿旨。”



从谢太后御前退下的陈宜中，心中根本没打算要认真的去追捕杀害贾似道的凶手。尤其是元军已经直逼临安城下的眼前，哪里还有办理此事之余力呢？况且陈宜中原本就主张诛杀贾似道，后来经谢太后为其请命说情，才不得不予以罢休。

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来到了临安府衙，将逮捕郑虎臣一事交办下去。郑虎臣在进入临安府后，为了不给文天祥带来麻烦而暂时离开，躲藏在一位旧识的家中。在世上最大的都市里，他个人的藏身之处，可说是要多少有多少。



与郑虎臣相反，从临安府出逃的人相当多。



打算向元军投降的人向北，而打算反抗到底的人则是向南。说得极端一点，只要看这个是从北城门出去还是从南城门出去，几乎就可以断定这位人物之去了。



“那个大官也从北城门出去了呢。亏他平常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一遇到事情还真是丑态毕露呀。”



临安府的居民毫不避讳地大声谈论着这类消息。就他们自身的角度而言，实不愿见到临安府因为对元强硬派之无谓抵抗而置身战火之中，饱受腥风血雨之残害还是不流一滴血地开城投降要好一点。但话虽如此，他们对于向元投降以求自保的朝廷大官们，却难以心生好感。



“他们的义务不就是为国尽忠、死而后已吗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才能享有那么丰厚的俸禄，不是吗？”



“到头来还不是出卖天子投靠敌人，厚颜无耻地只求保住自已的地位。什么忠诚节义，全都是废话。”



这段期间以来，临安府的热闹程序可说是半点都没有衰退，酒楼里天天都挤满了客人。郑虎臣独自一人，手执酒杯，默默地听着这些人的对话。



“和那些人比较起来，文公（文天祥）实在太令人敬佩了。他可是实实在在的心口如一呀！”



这些人民众，对于该注意的部分还真是观察入微呢。郑虎臣在心中想着。自己曾经发表过多少高高在上之言论，就算当大官的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可是在下面听话的老百姓们，却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

对于诛杀贾似道一事，郑虎臣从没后悔过。只是在看到了临安府大官的这些丑态之后，不禁感觉自己似乎不应该将有有的责任都怪罪到贾似道一个人身上。国难当头却不知记分中何是好，这样的瓜大家不都是一样的吗？逃走的同伴们至少还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，就这点而言或许还更胜一筹也说不定。



郑虎臣决定与元军一决死战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想。他已经决定好了，等到文天祥领兵离开临安府的那一天，他便会快马急巴地回到军队之中共赴战场。即使只凭一人之力，他也要拖着众多的元兵一起走上黄泉之路。在这些元兵当中，应该有不少人都是不久前还归于宋军旗下作战之人。话说至此，能够集结这辈人物并且将之编整成一支大军的忽必烈汗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？



这一年，元世祖忽必烈汗已经六十一岁了。自其史蒙哥过世，接任蒙古帝国之可汗以来已有十五年，改国号为元也已经过了四年。雌伏时间相当长。尤其是其兄蒙哥，虽然是个骁勇善战之战士，但是以君主来说，却显得有些器量狭小。为了在蒙哥的猜忌之下生存自保，忽必烈可说是煞费苦心。蒙哥身边的亲信总是想尽办法向蒙哥进谗言来诋毁忽必烈，因此忽必烈所信赖的心腹，有很多都遭到杀害，正当忽必烈自身也汲汲可危之时，幸好蒙哥过世，他才得以免除被肃清之命运。



忽必烈对于中国文化虽然极具好感，但却不耽溺其中。中国文化之魔力就如同一个拥有绝世美貌之妖女一般。异族君主一旦耽溺下去之后，便会开始舍弃自己名字，忘记传统，丧失习俗，放弃语言，终至被融合并且吸收殆尽。从过去的例子来看，不论是匈奴、鲜卑、契丹、女真个个皆是如此，全都被卷入了庞大的历史洪流之中，彻底消失得不见踪影。再说到女真族，回想金国在建立初期，尚拥有堪称天底下最强大之兵马实力，孰料竟在数十年间迅速地消退至最弱之状态。



在忽必烈这位巨人的眼中，即使是中国，也权权不过是自已帝国当中的一部分罢了。虽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只要将宋灭亡之后，令人难以想像的无限财富就能尽数收归到自己的皇宫之内，而这一天就在眼前。



除了财富之外，忽必烈亦极度地渴求人才。为了统治这巨大的帝国，负责维持政府机构运作之官僚体系是必要存在的，而宋朝正是提供这类人才之最重要来源。忽必烈虽然身为蒙古人，但是对于自己族人之看法却极为冷静客观。蒙古人忠诚、精悍而且单纯，作为一个战士毫无疑问肯定极为出色，但是却不适合成为官僚。忽必烈之祖父成吉思汗在创建帝国之初，为了制定各项制度，也延用了契丹出身之耶律禁材。



到目前为止，一路辅佐忽必烈走来之汉人重臣，说来有刘秉忠与史天泽二位。



刘秉忠曾经出家为僧，法名子聪，经举荐而得忽必烈之重用，参与各项政治机要。后来还俗，受封为光禄大夫·太保，建议改国号为“大元”、年号“中统”，并主持大都筑城、制定官制、订定纸币为流通货币等等，宛如实际上之宰相般地功绩显赫。



史天泽自父亲以来，皆出身将门，骁勇善战且精于兵法，年纪轻轻就成为河北地方之大诸候。他看中忽必烈之大器，在其不遇之年代从不吝于提出援助。因此在忽必烈即位之后，便受封为中书右丞相，对于中国之征服与统治有着极大之贡献。



在这一年当中，忽必烈相继失去了宛如左右手般，极为信赖的刘秉忠与史天泽。



史天泽去世之时享年七十四岁，即使是现代都可算是相当的高龄。然而由于史天泽在死前，一直都处于国政及军事的第一线，并且经常对年少之君主提出珍贵建言，因此失去这位大臣对于忽必烈而言，实在是极为痛切之打击。



求才若渴的忽必烈，甚至从其弟手中将重要大将夺取过来。其弟旭烈兀汗于征服波期成功之时，曾派遣手下信赖的部将伯颜为使者，前往朝见哥哥忽必烈。初次见到伯颜的忽必烈，立刻被这位容貌、涵养、政治手腕、军事能力等等各方面均完美无瑕的伯颜所深深吸引，并且就此将他纳入自己手下，再没让他回过波斯。忽必烈还将宰相安童之妹嫁予伯颜为妻，年仅三十就赐予他光禄大夫·中书左丞相之地位，命他叙任宰相之职。



因此在史天泽亡故之际，伯颜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元方军事行动之最高指挥官。身在波斯的旭烈兀对于重臣为兄夺取之事虽然无法释怀，但是忽必烈却丝毫无予理会。



“至世祖时，用兵已四十余年。世祖即位，又攻讨三十余年。自主用兵，未有如是久者。”



清代史学家赵翼在《二十二史创记》之中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。其中“用兵”二字，所指的并非是受到攻击所做出之防御行为，而是为了扩张领土而向他国发动之侵略行为。自建国以来，历经七十余年仍为了扩充版图而不断发动对外征战之王朝，在中国历史之中，几乎找不到类似的例子。而事实也的确如史书所云。



元军曾在几年之前对日本出兵，短暂地予以痛击，后来因暴风雨之故而撤兵。或许是对宋征战尚未结束，并无认真攻占日本之想法，所以只到这样的程度就收手了。倘若他日征服宋朝之后，日本再不改其亲宋反元之态度，下次绝对会慎重地投入重兵予以惩戒。话题再回到宋。



史天泽老早就道出了征宋之最大因难点。



“江南是水乡泽国。”



江南地带遍布着无数的大小河川、湖泊、水道、运河，而且水田面积亦相当广阔。想要以庞大的骑兵队来征服这片土地，几乎可说是不可能之事。回顾过去之匈奴或是女真，这些堪称精强无比的北方骑马民族，哪个不是打算将这片土地踩烂在马蹄之下，然而却从来都没有人成功过。靠马是不行的，连步兵都不见得有效。一定要拥有能够操控大大小小船只，以及乘着船只移动之水军才行。



宋朝在水军方面的实力遥遥地领先蒙古。不论是士兵的熟练度、战术的洗练度、水路的相关知识、以至于造船的技巧，蒙古都远远落后，难以追上。直到花了五年工夫将襄阳攻陷，得到吕文焕及其部下之投诚，蒙古总算才具备足以和宋朝水军抗衡之能力。



元朝至元十一年（公元一二七四年）六月十五日，忽必烈颁下了最后一道对宋宣战之诏书，百万大军于是动身从水陆两面南下。



“平民百姓无罪。我军将士可妄加杀害。”



诏书至此结束。忽必烈希望在尽可能不流血的情况之下，吞并南宋所有的国土。



从那时起，历经一年半之时间，元军终于迫近杭州临安府，而宋之降服就在眼前。从西域之沙漠以至于江南之渥土，终将归于单一权力之下而并成一体。一旦实现的话，就是从唐代最盛世以来，五百余年未曾出现过之第一回。



“地上之财富与人才，一切都将尽悉集中于这片土地之内。因此，朕特将此地命名‘大都’。”



河北的平原上，于是在人为建设之下出现了一座巨大都市。这座都市象征着忽必烈之梦想即将实现。胜者之美酒与败者之血泪，早已交织混合地溢满在忽必烈的酒杯之中。